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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約車怎么了?非京籍網約車司機無奈轉行

2019-12-12 15:04:33  來源:經濟觀察網

十七年前的那個秋天,盛大的國慶閱兵儀式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而14歲的劉建東離開了家鄉河北邢臺市平鄉縣,乘上前往北京的火車,在通州的一個皮鞋廠開啟了他的外出務工生涯。

劉建東的打工版圖跨越了蒙古國、俄羅斯和非洲。他如今的身份,是北京的全職網約車司機,與他一起的還有32位平鄉縣的老鄉。他們建了個微信群,叫“大東車隊”。

他們睡覺的地方在北京南六環邊,天安門城樓正南約20公里處,一個食品廠所在的“城中村”。他們都是老鄉,男性,30多歲為主,老婆孩子留守家鄉。他們的生活是中國1.7億來自農村的那群人的典型寫照。

他們大都是80后,早已與土地失去了聯系。盡管還是農業戶口,家中有幾畝土地,但已經沒有人再愿意回去耕種。大多數人都曾三番五次回到家鄉,但呆不了多久,又選擇再次進城。如此反復。

今年春節過后的100天里,劉建東的同村老鄉陸續來到北京開網約車,最多的時候有40多人。當時,一個月能賺一萬元左右,少的也有七八千。

這份收入讓他們在鋼筋水泥的城市得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司機的身份與北京建立了新的聯系,但與過去農民與土地之間的親密不同,新的聯系顯得有些脆弱。

網約車新政“京車京籍”的要求,給這段脆弱的關系砸了下重重一錘。上半年,“這邊人多,快來拉啊”這樣的信息,還在“大東車隊”微信群里互相傳遞。隨著北京網約車新政消息的發布,這個微信群如今越來越沉寂。

他們都在討論未來要干什么,網約車不知道還能不能繼續開。有人說,不給干就去開黑車。大東車隊的命運就像北京不時出現的霧霾,讓人看不到前方。

大東車隊居住的地方,緊挨著南六環,附近有許多工廠廠房。沒有高樓,空氣偶爾飄過塑料燃燒的味道,這里是典型的城鄉結合部。

老鄉們全部住在以食品廠為圓心的城中村里,其中20多人住在同一幢樓里。這是一棟4層的筒子樓,每個房間約十一二平米,一般兩三個老鄉睡一間,每間每月500元。

這天是星期二,中午陽光明媚刺眼,但如果不開燈,樓里就漆黑一片。一個老鄉說,這里就是比較潮濕。

劉華把被子拿到樓道走廊“曬”,那里采光好些,不過依舊曬不到太陽。劉華是這群司機的介紹人,32歲,當初就是他把劉建東的同村老鄉們帶到了北京。

住在2樓的劉建東,1985年出生,1999年進城,十幾年來做過流水線工人、建筑工、收銀員以及今天的網約車司機,現在有3個兒子,媳婦在家鄉帶著。他在家鄉還有三畝地,父母在種。

劉建東的職業經歷,跟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變遷而不斷切換。1999年,第二產業是中國經濟的第一驅動力,占三大產業比重45.76%。珠三角、長三角以及江浙地區發達的制造業,迎來了一波又一波進城務工人員,流水線上坐滿了來自外省的工人。

而隨著房地產在中國的興盛,給外來務工人員打開了另一入口。2003年8月份,國務院發文將房地產行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房地產投資不斷增加,樓盤在一座座城市里拔地而起,建筑工人的身影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城市里。

服務業則在2014年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并且互聯網經濟創造了大量勞動力需求。快遞員、外賣小哥和網約車司機,成為打工者們最新的陣地。

伴隨著產業的興替過程,這群村里來的人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大眾的視野里。

劉建東說,他們這一代人,基本沒人再愿意種地。過去,種莊稼帶來的收入可以養活家里幾口人,再換些錢過生活,基本夠用;如今,種莊稼的收入,一畝地能賺幾百元就已經算不錯。

他掰著手指頭仔細算了一下賬,按照今年的玉米價格,除去肥料、除草和收割等成本,基本只能剛回成本。政府發放的種地補貼,每畝地一年是100多元。

劉建東說,如果種地能夠解決家庭溫飽,夠小孩的學費,誰不愿意在家里陪著老婆孩子熱炕頭?因為不掙錢,所以把人趕進了城市。“就算回去了,也還是得出來,因為沒錢掙。”劉建東過去已經回了家鄉好多次,最后仍然跑了出來。

“而且物價漲得太厲害,”劉建東說,現在的錢不像過去“經得起使”,他的大兒子上小學二年級,每年學費生活費要2萬元,另外兩個兒子分別念一年級和幼兒園,開銷也不小,種地的錢,根本不夠用。

與劉建東相比,1994年出生的王果智,從來沒種過地。王果智家里有六畝地,他說估計一畝地一年應該能掙個一千來塊錢,一旁的劉建東聽了立刻叫了起來:“哪有一千來塊錢!”

王果智聲音減弱了幾分:“啊,沒有嗎?”他是大東車隊里面年齡最小的,有三個姐姐。

2010年,初中沒畢業的王果智想到外面看看世界,跟著幾個同鄉來到了北京。第一份工作是保安,當時月薪1500元。后來的幾年里,陸續回家了幾趟,又多次進京,相繼做過網管、保安隊長、電工和司機。

王果智說,感覺以前人都特別重視土地,但是現在都不怎么重視了,“隨它長成什么樣就是什么樣”。不過,劉建東說,家里的地哪怕不掙錢,也不能讓它空著,“空著會遭村里人笑話”。

如今,不論是80后的劉建東,還是90后的王果智,離祖輩們曾賴以生存的土地正越來越遠。對他們來說,更為熟悉的生活方式是在城市里游走,找一份掙錢的工作,如果不掙錢了,就再換一份。

王果智已經不再像剛來北京的時候一樣,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忍受低廉的工資。23歲的他,開始把結婚的事情提上日程,并且在家鄉相了好幾回親。

王果智說,在他們家鄉,男方有房有車的前提下,需要給女方10萬出頭的彩禮錢。他們90后這一代正碰上計劃生育抓得緊,很多人懷孕的時候都去查性別,只想要個男孩,導致當地男多女少。

這讓娶媳婦的事變得更加困難,女方對男方的經濟條件要求越來越高。王果智把掙錢作為找工作的第一目標。而對作為家庭經濟支柱的大東車隊大多數80后來說,這一目標從未改變。

像劉建東這樣30多歲,結了婚,有老婆和要上學的孩子的,是車隊里的典型。

他們有的是以每月4000元到5000元的價格租的車,有的車是老鄉貸款自己買的,價格在8萬元到10萬元之間。租來的車自帶北京牌照和保險,買車的老鄉則需要另外租一個北京牌照,每年13000元,然后再付一年4000多元的保險費。

絕大多數人把老婆和孩子留在家鄉,28歲的趙農是為數不多的帶媳婦一起來北京的人。他今年七八月份貸款買了車,10萬元的大眾朗逸,貸款五六萬,現在每個月還5400元,要還滿一年。

房間里,趙農邊用手機開著直播。他說,這個直播開上一天,可以拿100元左右的補貼,“什么都不用做,打開放著就行。”

趙農說,直播的補貼肯定也會慢慢沒有的,就跟那些網約車的補貼一樣。當初開網約車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有一天可能補貼會消失?問題一拋出來,旁邊的劉華搶過話頭說,沒想到會這么快,原以為補貼起碼會持續個一年半載,沒想到幾個月就“噌噌噌”往下降。

網約車新政的消息傳開之前,他們每天開車的時間都在十三四個小時。劉建東說,因為車子投入太大,幾乎每天的前十個小時都是在為貸款、保險和油費開車,后面的三四個小時掙的錢才是自己的。

幾乎每個人都會盡量多開一些時間。早上7點起床,晚上12點回家,是他們工作的常態。車輛限行的那一天,就是他們的休息日。

喜不喜歡北京?劉建東說:“喜歡啥啊喜歡,還不是為了掙一兩個錢。”

從開車至今的大半年時間里,他拉過上千個乘客。劉建東至今沒交到一個北京本地的朋友。在他眼里,北京人吃喝不愁,買車有車補,加油有油補,而他們只有種地的補助。

空閑的時候,劉建東和老鄉們也幾乎不怎么去北京別的地方,開車幾乎是他們與北京唯一的聯系。一天十三四個小時駕駛時間下來,他們疲憊不堪,回到家里倒頭就睡,而他們覺得自己早已經過了出去玩的年齡,身上負擔太重。

“北京,錢比老家好掙啊,”劉建東說:“你出門是為了什么,還不是掙錢,要是不掙錢,還不如呆在家里。”好幾個老鄉說,幸苦不怕,能賺到錢就行。

現在,這份唯一的聯系也在風雨中搖擺不定。

劉華說,新政出來后,大家都很心慌。

之前,他每天早上7點出門開車,車子每天洗、天天擦。

現在,心情好就去拉一拉,有時候睡到10點才起床,一點動力都沒有。

中午見到老鄉齊士輝的時候,劉華正躺在床上用手機看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沈巋在一個網約車新政研討會上的發言。

沈巋的聲音從手機里傳出:“目前以北京市網約車征求意見稿的細則來看,它跟五個原則可能會存在抵觸或者不一致的情況……”齊士輝盯著手機屏幕說,有人替他們司機說話了,覺得至少有個心理安慰,會舒服一些。

法律專家的話有沒有用,政策會不會改變?他心里沒底。

心里沒底的不僅僅是齊士輝。如今,大東車隊的微信群越來越沉寂,開始陸續有人另謀出路。已經有人找了快遞員的工作,也有人想把剛買幾個月的車賣掉,更多的老鄉還在觀望中,一邊找新的工作,一邊時不時出去拉幾單。

開車的時候,他們最擔心的是被“釣魚執法”。跟齊士輝一起住的郭房說,自己有個朋友,前兩天在一個地方開滴滴的時候,被釣魚執法,罰了3000元。為了證明此言不虛,他把收據的圖片拿了出來。

但網約車司機是他們的理想職業嗎?劉建東和齊士輝自言自語地重復了幾聲:“理想職業……理想……”然后說:“嗨!沒啥理想,關鍵是能掙錢就行。”

劉建東反問:“衣食無憂了才能談理想,沒吃沒喝啥都談不成,對不對?”

劉建東和齊士輝對未來并沒有什么計劃。但他們的共識就是,現在不能回農村,農村不掙錢,已經沒有了生存空間,必須留在城里才有機會。

中國的城市正越變越大,但對城鎮化來說,這還不夠。2015年,中國的城鎮化率達到56.1%。中國的城鎮化率將城市的常住人口計算在內,這意味著只要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便被統計在內。大東車隊的老鄉們,或許都曾被算作為城鎮人口。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是城里人。戶籍制度目前仍是社會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從教育、就業、醫療到養老,戶籍幾乎貫穿每一個普通人一生所有的重大環節。若以戶籍計算,中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9.9%。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曾在一次論壇上表示,中國的城鎮化,大概有25%是由農民工做出的貢獻,而要讓外來人口進得來,住得下,容得進,必須進行戶籍制度的改革,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

齊士輝是車隊里為數不多的接觸過社保的人,他之前在北京一家工廠工作時候,工廠給他買過一段時間的社保。然而,劉建東和王果智卻搞不清楚“五險一金”區別在哪里,他們想了一會,說出了住房公積金和醫療、養老保險。然后王果智說,這東西感覺對他沒什么用。

或許齊士輝也有理想,那就是成為北京人。他對劉建東說,下輩子做北京人吧,出生了身家就是幾百萬以上——這的確是一些外鄉人對北京的看法,雖然用來形容所有北京人并不公道。

不過,劉華覺得最悲哀的是,如果可以繼續開網約車,還能慢慢想辦法提高收入,但現在,關鍵是不讓外地人干,“就一點希望沒有了”。

最近,朋友給他介紹了個接送一戶人家小孩上學的活,每天早上五點半接上孩子,然后七點前從南六環趕到位于建國門附近的小學。每天酬勞120元,來回60公里,油費自己掏。

對一個北京本地人來說,“京籍京車”政策影響不大,只需要換一輛更好的車,而對劉華和大東車隊的32個同鄉來說,換車已經不能解決問題,而換戶籍呢?看起來遙不可及。

他們生活在南六環的城中村,徘徊在城市的邊緣,一個變化,便能輕而易舉地顛覆他們的生活,切斷他們與城市的聯系。而家鄉的土地,好像已經再也無法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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